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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習主席對英國的訪問中，沒有任何東西能比中國將在英國投資修建高鐵、核電站更能充分顯示出中英工業和國力對比的逆轉了。 

須知英國是工業革命和鐵路的故鄉，也正是英國當年憑借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將中國強行拖入西方主導、在當時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國主導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正因為工業優勢和“世界工廠”地位奠定了英國霸權的根基，19世紀英國著名詩人薩克萊（W·M·Thack鄄eray）才在《五朔節短歌》中如此詠唱：“看那兒機器在運轉不息：

英國的這些征服的武器，是它不流血戰爭的勝利品，這些多么卓越的利器。”時至今日，中國早已有了“世界工廠”的名號，是惟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不僅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消費品，即便是裝備制造業，2013年中國的產出也已經占到全世界三分之一，等于第二名德國的兩倍半…… 

這一切，是中國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根基所在。

然而，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和經濟繁榮是否會曇花一現？這種風險客觀存在，而且主要不是因為人力成本上升等單純的經濟因素，而是因為“自廢武功”。看看7·23動車事故后中國高鐵在瘋狂圍攻和辱罵中險些被活活扼殺；看看PX工廠項目遭遇的一次又一次狙擊風潮；看看TCL之類規模和發明專利名列前茅、利潤數十億元、手持現金逾百億元的巨型消費電子企業管理層抱怨其市值不如某些只有概念的虧損企業；看看此前十年里制造業企業紛紛涉足、乃至投身房地產和所謂“資本營運”；看看科技專業在高考考生中熱度下降……

我們不難知道，這種風險絕對不可低估。不難明白，李東生等企業界人士一再強調制造業才是中國經濟脊梁、呼吁重視不斷夯實制造業根基，絕非無的放矢。

需要重申，大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只能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之上，因為能夠提供體面收入就業機會的所謂“現代服務業”只能建立在現代制造業基礎之上，因為現代制造業能夠為更多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創造就業機會，從而使經濟增長的成果得到更為廣泛、公平的分配，并激勵學習和技能的推廣。不僅正在力圖實現經濟起飛的發展中國家如此，已經成功的發達國家和地區也不例外。如果說，昔日中國經濟的目標相當單純，就是“趕超”二字；那么，今日，我們的目標必須有很大一部分放在“防止被趕超”之上。我們的競爭對手希望“趕超”中國，我們不能給他們創造這個機會。

那么，中國制造業有能力有決心更上層樓而“防止被趕超”嗎？答案是肯定的。論探索業務新模式、開辟新市場，從制造業企業積極探索與網絡應用服務相結合的各種“互聯網+”、“雙+”模式，到一大批企業多年來持之以恒開拓國際市場，以至于華為、中興、TCL等企業海外收入占比近半甚至逾半，從而在國內經濟有所減速時占據了主動地位，這讓我們看到了中國企業的遠見與行動能力。

論技術創新，華為、中興這種典型的高科技通信設備制造商已經連續數年躋身世界國際專利最多企業前三名，TCL這樣的消費電子企業去年發明專利總量、累計發明專利總量也都位居全國企業第三名。就總體而言，去年一年中國科技成果登記數就達到了53140項，其中應用技術成果46091項；專利申請授權130.27萬件，其中境內119.16萬件。

論科技研發投入，去年中國研究與發展人員全時當量達到393.7萬人年，研發經費投入13312億元，占GDP比重為2.09%。好的大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更高，消費電子巨頭TCL的研發費用就占到了銷售收入的3.9%，某些高科技企業這項比例更高達10%左右。

論敢于頂住壓力承受風險，中國實業界這樣的人士更比比皆是。2011年7·23動車事故之后，“中國喲，請你慢些走，停下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靈魂”之類說法一時頗為流行而近乎“政治正確”，我為中國高鐵辯護，率先向《中國工業報》提出發起專家座談會上書保衛高鐵，結果在微博上遭到瘋狂的圍攻謾罵，其中還不乏所謂教授、博導、研究員之類“社會賢達”、知名之士。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參加2011年8月8日華星光電建成投產典禮，看到處處“高速”、“發展”的標語，頓感精神振奮。也正是這些敢在“減速”成為“政治正確”的環境里大張旗鼓號召高速發展的企業，收獲了豐碩的發展果實：2011年8月8日投產，10月12日量產，僅僅一年多就實現盈利，打破世界同行這類工廠一般都要虧損數年才能盈利的常規，現在的華星t1工廠已經是全球產量最大的八代液晶顯示器件工廠，在武漢等地的新工廠也進展順利。

……應當說，今天的中國并不缺乏肯下功夫鉆研技術的優秀技工、工程師和科學家，不缺乏時刻敏銳盯住市場和技術動態、敢于頂住壓力承受風險闖蕩市場的企業家，不缺乏希望增強中國實體經濟根基的投資者，更不缺乏資本，缺的是對他們工作的公正評價和正面激勵。希望“十三五”規劃能給予制造業應有的地位，希望中國資本市場能給中國制造業合理的評估，希望中國輿論界能給中國制造業提供公正的環境。